在风雨飘摇、内忧外困的明末，满朝文武有谁可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世造就了戚继光。他的一生其实只真正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江南抗倭，其二就是在冀北修长城。抗倭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历史和精神财富，而他在冀北修筑的长城，其坚固性和实用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为当时虚弱的朝廷补充一点中气、挽回一点尊严之外，更多的则是留给后人一笔厚重的文化和物质财富。 

 

              

               寂寥陨落的一代将星

 

                                                                                                   一

 

          历史的岁月刚刚翻过一页，1588年，时值明朝万历十六年隆冬的一月，山东蓬莱一座清凉的庙堂里，在冰冷的病榻上挣扎了数月之久的一位老者，几声凄厉的仰天长啸之后，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挚友无声的目送中悒郁地死去了。

          此人正是被后人称之为"孤独的将领"、明朝末年一代将星戚继光。

          戚继光出生于明朝军人世家。17岁时秉承父意袭职山东登州卫佥事，投笔从戎开始为国效力。自1548年起，曾多次率领登州卫所士卒远赴河北蓟门戍边。年轻的少帅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立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宏图大志。近五十年百战沙场，浴血奋战，在与外敌"南倭北虏"的抗战中，杀敌无数，战功彪炳。他是一位功高盖主的武士，他也是一位在朝中不乏争议的人物。他的赫赫军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应得的荣耀与富贵，相反，他的晚年风烛残年，风雨飘摇，最后静默孤独地了却一生。

          他的死，让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松了一口气。

          内阁首辅张居正死于任上，然而，张的尸骨未寒，朱翊钧就在张居正生前政敌的鼓噪下展开了对张的大清算、大清洗。与此同时，他对张的忠实党羽戚继光是恨之入骨的，原因是他对张居正也是恨得咬牙切齿。这个辅佐了年轻皇帝十几年的大学士，皇帝的启蒙先生，王朝政权的实际拥有者，在死前的几天还得到了皇上加封的太师衔，这个职衔破了明朝开朝二百年来的天荒，尽享了满朝文官至高无上的荣耀。在宦官为患的没落王朝中，必然会在其身后引来无数的谗言与诽谤。昏庸的万历皇帝听信谗言，取消了张居正的爵位，抄了他的家产，所有与张有密切关系的文武官员无一例外地受到贬谪。整肃张居正之后，险恶的宦官们提醒万历，戚继光是蛰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只听从张的调遣，别人无法驾驭。尽管找不出他们两人谋反的证据，但他们两人都具备了谋反的能力，决不可放纵自由。万历言听计从，并未念及戚继光对朝廷的功勋，先是将他调离京城改任广东总兵，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为平民。现在他死了，神宗再也不用担心他还会有什么非份之想了。

          他的死，让朝中那些宦官们窃窃私喜。无所作为的大明王朝的无为在于文官势力的无限膨胀和军事力量的腐败无能。朱元璋用武力打垮了元朝，他的后继者们却无法以武力与残存的北元势力抗衡。甚至在愚蠢的海禁政策出台后，洋洋十几万沿海各地驻军对小股越洋倭寇的烧杀抢掠都无可奈何。戚家军的出现以及戚继光建军治军的一系列举措，为日渐衰败的朝廷军力带来了一线生机。无论是在东南沿海平定倭患的战斗，还是在镇守蓟辽防线上所作的防御工事创举，戚继光都以个人精忠报国的理念及军事上的聪明才智打破了明王朝军事布局和国防力量一潭死水的局面。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宦官控制了朝政，朝廷的军队其组织、调拨、驻防、给养、甚至战略战术都是听命于庞大而官僚的文官集团势力，戚继光是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改变他所服务的那个昏庸的朝廷的。他在蓟州任期内多次提出改革边防体系、扩大兵源范围、修造永久工事等奏章，却屡屡遭到朝廷宦官的阻挠和指责，更何况朝中支持他的谭纶和张居正早已驾鹤西去，甚至遭到了死后的清算。现在他死了，没有人再可以出头去破坏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权力优势了。

          他的死，让那些当年被他打得落荒而逃的倭寇的残渣余孽解了一口气。

          明王朝当年200万的常备军，堪称世界第一。然而组织上的低能与装备上的落后，竟无法抵御北方游牧骑兵的冲击和南方沿海倭寇的骚扰。几十人上百人一队的倭寇就可以在登陆后如入无人之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庸碌的政府军与其对阵，如同乌合之众与职业惯匪交手，常常望风而逃。戚继光组建起来的军事过硬纪律严明的地方新军与昏庸的政府军不可同日而语，骄横的倭寇也是在碰上戚家军之后才真正认识了中华民族的血性。神勇的戚家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将不可一世的倭寇悉数赶下了海，打回日本老家。以致于那些后来龟缩在家中墙角的残兵败将想起戚家军依然心有余悸。现在他死了，这些无耻的浪人们或许又可以想入非非了。

          他的离去，使朝廷少了一块心病，却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少了一根顶梁柱，使明代社稷江山少了一个忠实的卫士。

 

                                                                                                   二

 

          其实，戚继光死在此时是他的造化。尽管他孤独悲惨的离去，但他毕竟没有招来更多的麻烦与灾难，这已实属万幸。

          他是那个朝代的叛逆与另类，他没有与满朝文武同流合污，他用自己毕生的忠勇作为朝廷对自己曾经赏识的报酬，并没有玷污当初袭职父辈所遗留的荣誉。


                                                              矗立在河北黄崖关山头上的长城与烽火台

          他确实应该走了。他与那个朝廷的意志背道而驰，没有什么他不能舍弃和值得牵挂的余地。万历皇帝何尝不是一个孤独的君主？张居正之后，他的身边再没有能给他谆谆教诲的师长，也没有敢于进谏的忠臣，更没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悍将为这个王朝保驾护航。他感到日益空虚与孤独。他厌恶上朝，不想听宦官们的胡说八道，他处理政务主要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传递，基本不与文武大臣们进行"召对"，甚至没有心思处理大臣们的奏章。于是，他只能沉湎于酒色，终日在后宫打发日子，与宫女们厮混。24岁，他便感觉"头昏眼黑，力乏不兴"、28岁自语"腰痛腿软，行立不便"、刚过40岁，便召来内阁首辅及文武大臣，欲嘱托后事。

          朱翊钧把明王朝带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他身后的三个继承者，也只是将苟延残喘的王朝再延续了二三十年，便被他们的宿敌满族人颠覆了。一生耿直的戚继光若是继续服侍于这样的朝廷和君主，只能给他悲剧性的人生再添上一笔败笔而已。

          他确实应该走了。比起他的领路人和恩师张居正，他还算是幸运的，起码没有遭到死后的清算和鞭挞。

          在明代历史上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居正，无疑属于那种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他以勇于任事，不顾毁誉、不计身家的治国精神成为历代身居高位的朝廷宰相中的代表性人物。在他初登首辅之位的隆庆六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吏治腐败，民不聊生。 从明神宗始，张居正辅佐万历小皇帝的十年理政中，强力推行了由其一手策划的"万历新政"的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饬吏治，实行考成法，延揽济世之才，刷新颓腐政风。军事上整饬军备，重用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边防，同时坚持与北元各部落修好的政策。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摊丁入地，田租征银，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使当时激烈突出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使万历初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而此时的张居正也是位高权重，声名赫赫，个人威望登峰造极。他的突然病故，使他的政敌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日后应验了那句"木秀于林，风比摧之"的国粹名言，成了众矢之的。"仅仅半年，他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只是万历在最后关头念及张对其多年的犬马之劳才避免了"剖棺戮尸"的酷刑惩罚。戚继光每当想起这样的结局都会不寒而栗。

          他是应该走了。他的朋友、上司和师长谭纶早已先他10年离开了人世，在冥冥地府中续享天伦。这位穷尽一生本事捍卫大明江山的武夫，只活了短短的57年便倒在了兵部尚书的位置上，不免使人唏嘘不已。

          谭纶与戚继光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从嘉靖三十年起，谭、戚二人就在江浙沿海一带共同抗倭，谭纶对戚继光这位南方同乡小老弟的精明才干赞誉有加。隆庆元年谭纶调任蓟辽总督、主管京城外围军务之后，针对北方边地守军匮乏、军纪松懈、外患猖獗的形势，果断向朝廷举荐将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具体管理及指挥京城外围的防务。同时，谭纶根据北方前线与蒙古骑兵对峙的特点，提出应在原有的长城沿线修建敌台，以增强军队的屯兵与作战能力。戚继光是这一计划忠实的执行者。尽管有朝中权贵的妒忌与非议，但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极力庇护下，谭、戚二人依然在二、三年内完成了这一长城修建史上的壮举，极大的震慑了北方的入侵者。谭纶可谓功德圆满，他死后被皇上授太子太保，谥"襄敏"，他死而无撼。

          他也应该走了。他戎马生涯四十多年，浴血奋战，杀敌无数，一身荣耀，光彩照人。他在任上时的升迁可谓一帆风顺，从山东到浙江，从浙江到福建，从福建到蓟州，他的报国梦想几乎是心想事成；从卫所指挥佥事，到都司佥事，参将，神机营副将，都督同知，蓟州总兵，太子太保，左都督，几乎官至塔顶。而他当年在义乌招募的三千义军及其部将，在江南抗倭和冀北戍边历次残酷的血战中均死伤殆尽。他的战友和同事两广总兵余大猷早已魂断南疆，他的忠勇部将陈大成、王如龙、陈子銮、金科、朱珏、丁茂等人，或战死沙场，或命绝归西。恩师、上司、同僚、部将都已相继离世，戚继光自己本人觉得生不如死，也该命绝。于是，他放弃了生存的毅力，在寂寞潦倒之中加速了结了自己。


      他与那个阴暗朝廷的意志背道而驰，没有什么他不能舍弃和值得牵挂的余地。

                                                                                                    

                                                                                                    三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明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戚继光：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情。

          戚继光所谓的精通政治，就是学会了在官场上进行妥协。这是他的武夫地位决定的，也是他如履薄冰的仕途生涯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妥协的本事与胸襟，他就不可能做成一个卓越的将领、果敢的军人、第一流的经理和工程师。他之所以同意离开驾轻就熟的江浙沿海北调蓟州，那是因为他已经不满足南方水乡小规模战斗的胜利。他一直向往在北方广袤宽阔的平原，能够统率千军万马与蒙古骑兵决一雄雌。他的好友余大猷行前勉励他，大丈夫在世，要与一代豪杰竟风流，在南方尚可，要与千古豪杰竟风流，应到北方。要实现这个宏愿，戚继光深知必须处理好与上司和朝中文官的关系，否则一事无成。


                                                     古老的衰败的城墙，还能承载多少历史的悲难？

          而实际上，戚继光在蓟州期间，由于军队训练和防备措施得当，并没有太多的大仗恶仗可打。因此，他更多的心血则是花费在了整顿军事纪律，改革军事组织，修缮防御工事等这些军队事务的重整方面上。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动相关集团和人事利益，仅凭匹夫之勇，不懂得与文官势力周旋、没有朝中和军中张居正及谭纶等人的鼎力襄助都是无法办到的。这与现代社会在一个土围子、小圈子里为官一任所需要的官场智慧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没有理由挑剔戚总兵的圆滑与世故。

          重要的是，戚继光在他的任上实现了他当初赴任时的宏愿。冀北的长城防线工程顺利完成后，戚继光便对守备部队进行了整顿，创立了车营，增添了许多新式的武器，积蓄了军费，淘汰了一批不中用的军官，创立了车兵、步兵、骑兵的协调作战新战术。在戚继光的精心管制下，蓟州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守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大为提高。1572年冬，籍兵部右侍郎汪道昆巡查蓟州防线之机，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借此机会进行一次大阅兵以及联合军事演习，全面检验各兵种协调作战能力。此举得到了兵部尚书谭纶及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首肯和支持。10月22日，在长城南侧的汤泉演习地，方圆数十里，旌旗飞舞，战鼓震天，十几万大军列成各种阵势，满山遍野排开，威武壮观。戚继光器宇轩昂，他指挥千军万马杀敌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阅兵和演习持续了20多天，这也是戚继光镇守蓟州以来苦心经营的一次重要的总结。

          在河北蓟县以北三十多里的黄崖关山腰上，矗立着一座十数米高的戚继光岩石雕塑。石像精雕细刻，一身戎装的主人公挺拔威严，与各种史书上的画像大相径庭，很显然，它融进了雕塑者浓重的现代审美创意。独自来到黄崖关的当天晚上，我因风寒发起了高烧，在山脚下的农家土炕上昏睡了两天，才重新积储了上山的能量。第三天清晨，艰难地登上山崖，我在雕塑下徘徊了许久：时世造英雄，乱世也能出英雄。在风雨飘摇、内忧外困的明末，满朝文武有谁可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世造就了戚继光。他的一生其实只真正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江南抗倭，其二就是在冀北修长城。抗倭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历史和精神财富，而他在冀北修筑的长城，其坚固性和实用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为当时虚弱的朝廷补充一点中气、挽回一点尊严之外，更多的则是留给后人一笔厚重的文化和物质财富。

          几百年后的今天，长城的实用性功能消亡和建筑艺术审美功能增长的双向历史演进，是戚经理在当年大兴土木时不曾预料到的。长城成为了我们的国粹，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无数的国际友人、海外游客、甚至是名人政要来到中国，都不约而同地登上长城，一睹长城雄姿，面对这些残垣断壁，揣摩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而国人对长城的那种崇敬与钟爱，更成为接踵而至的理由与行动。我们今天每每奔走在长城上面以及对长城的那一份敬重和热爱，正是因为我们在观赏这一历史文物时也同样融进了众多历史和现实的艺术审美色彩和意念所然。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此时能够想得起那位"孤独的将领"？假若没有他，何来今天的八达岭、慕田峪、金山岭与司马台？

          黄崖关隘的东方，长城延伸至山海关的老龙头，向西，则绵延在整个燕山山脉。这是蓟镇卫戍司令戚继光的政绩工程，也是他镇守的蓟镇军区范畴。在两千里京城外围的防线上，一千三百多座屯兵敌楼拔地而起，巨石加固的城墙固若金汤，给了蒙古骑兵极大的军事威慑力。戚继光在蓟州任上16年，北线几乎无重大战事，是完全有理由归功于这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和"工程建筑师"的。

          黄崖关头连同整段蓟镇防线上的千里城墙，几百年历尽风雨，悲怆苍凉。在留给我们极大的艺术美感和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戚继光的英名。在中华民族后世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识之中，他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他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