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嘉峪关无疑是宏大和威严的。在秦、汉、明三道万里长城沿线的遗址上，很难再能找出像嘉峪关这样结构如此复杂、建筑如此精美、保存如此完好的关隘和城堡了。在经历了明、清及民国三个朝代近六百年的天灾、战乱与人祸之后，嘉峪关城依然能够留给后人一个完美的物质遗产和视觉享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文奇迹。

 


                                                                          ——嘉峪关怀想

 

                                                                                                    

 

 


      

                                                                                                      一

       

        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大漠上，矗立着一座建筑宏伟的关城，那就是国人所熟知的明长城嘉峪关。六百多年来，它孤傲的身躯见证了中原汉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相互纷争相互融合的漫长历史，关城的本身，也承载了这种民族发展历史的凝重。

        昔日的丝绸古道，如今重叠着兰新铁路和312国道，遥远的嘉峪关城因此和我们拉近了距离。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因为行走长城，"河西"的地理概念对我来说始终是神秘莫测和遥不可及的。毕竟它与我常年固守和生活的地方有着六、七千里地的空间距离！以简单的时空概念和南北社会差异而论，若说恍如隔世也不为其过。今天，我如愿踏上了这片久违的褐黄色土地。这对我来说，似有百感交集。

        尽管在临行前做足了"功课"，但当我真正走近这座关城时，宏大的建筑与非凡的气势使我产生的震撼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抛开对当年那个无所作为王朝的怨愤和责难，我们确实很有理由为我们先人曾经有过的建筑智慧和艺术气质感到自豪与喝彩。


        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嘉峪关无疑是宏大和威严的。在秦、汉、明三道万里长城沿线的遗址上，很难再能找出像嘉峪关这样结构如此复杂、建筑如此精美、保存如此完好的关隘和城堡了。在经历了明、清及民国三个朝代近六百年的天灾、战乱与人祸之后，嘉峪关城依然能够留给后人一个完美的物质遗产和视觉享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文奇迹。

        嘉峪关的奇峻与雄险，固然是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相适应、相协调的。它坐落在祁连山脉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峡谷地带的一个岩岗上，东临酒泉，西接玉门，素有"极边巨防"之称。《肃州新志》如此评价嘉峪关："自远而论，东以关辅为内庭，西以伊循为外屏，南以青海为亭障，北以大漠为斥堠，襟山带河，足限戎马，所谓西陲锁钥也。由近而论，面瞰雪岭，背倚长城。临水渟潆于左，嘉峪峙于右。内有讨赖、红水之潆洄，外有黑河、白湖之环绕。群峰拱卫，虎踞豹隐。虽兼沙卤，居杂戎番，而泉香，土沃，草茂，牧肥，具此形胜，足以有为矣。"

        同为明长城两大雄关，嘉峪关比东边的山海关早建了9年。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首筑城堡，期间不断地续修关楼、内城、墩台及城外边墙，工程前后延续了12朝。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全部完工，历经167年，嘉峪关城得以最后完整落成，这也算创了中国建筑史之最。正如《秦边记略》所述："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也。"建成后的嘉峪关城总体布局主要由内城、罗城、瓮城、外城、城壕以及向南北伸展的城墙所组成，从内而外构成一组坚固的城防系统。


        我从东门步入关城的内城，只见东门门楣上刻有"光化门"字样，按我浅显的理解，"光化"之意，就是以中原汉政权为主体所推行的儒家文化去教育、影响、感化边疆少数民族，即以德化人。内城是关城的主体和中心，周长640米，面积约25000平米，四周城墙高约10米，底层厚6米，上高2米，全部用黄土夯筑。与东门对应的是西门，也称"柔远门"，"柔远"者，即以怀柔政策安定远方，不诉诸武力。可以说，"光化"与"柔远"两者之意基本代表了明王朝的民族政策。

        在"光化门"与"柔远门"的平台上，有东西对峙、高达17米的两座三层三檐三滴水歇山顶式的阁楼，分别叫"光化楼"和"柔远楼"。面宽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明漆红柱回廊，楼顶为歇山顶式，脊上装有兽形瓦，绿色琉璃瓦盖顶，整座楼阁雕梁画栋，庄重威严。

        登上内城的城墙，上有宽约2米的走道，外侧砌跺墙，内侧设宇墙，城墙四角各有方形角楼一座，此为关城的固定哨位。南北城墙的中间，各有敌楼一座，用于放置武器和平时士兵换岗休息。在内城的东西二门外，均有瓮城回护。"瓮城"，取"瓮中抓鳖"之意，在长城沿线的许多城堡中都有这种建筑形式，用以聚歼突破城门的入侵之敌。

        东瓮城门上也刻有"朝宗"二字，城门内的讲解员告诉我，其大意指西域各国从西而来，朝东而去，进京朝觐。西瓮城门刻有"会极"二字，大致意指会合于极边，也可以理解为西域仕宦商贾汇集于此。其实，依我看来，"光化"、"朝宗"也好，"柔远"、"会极"也罢，无非都是当时自诩为中央政权的朝廷对待边疆少数民族一种居高临下的皇权和威严的宣示。说穿了，归顺、臣服，百川汇海就是"朝宗"，归化、柔顺、天下太平就当"会极"。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极门阁楼的檐台上，放着一块青色墙砖，这便是名扬四方的"定城砖"。它源自一个美妙的传说，当年修建东西城楼时，主持工程的工匠以精确的计算算出了筑城所需的工料，至工程完毕时仅剩余一块砖。为了颂扬这位工匠的智慧，人们把这块砖放在了阁楼上方可望不可即之处，以示纪念。几百年来，砖块始终没有移动过。

        在内城外围还筑有罗城、外城及护城壕沟、绊马坑等。嘉峪关城历任的设计者与建筑者就是这样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巧布局构筑了这座固若金汤的边陲城堡，让今天的参观者当然也包括我，对那个战火硝烟的岁月产生无尽的遐想。

 

                                                                                                     二

 

        初夏的五月，登上关城，站立于城头，凭栏临风，极目远眺：只见皑皑祁连，如漆黑山，大漠无垠，烟波浩淼，心绪异常舒展。历史的长河在广袤的西北疆域经年累月缓缓流淌，它流动的远不止是祁连雪水、戈壁黄沙、旷野硝烟、极地风暴；还有丝路花雨、大漠驼铃、商贾潮涌、朝觐人众；更有刀光剑影、嘶嘶马啸、哀鸿遍野、雪白血红。无尽的光阴过去之后，奔涌的长河毫无遗漏地刻下了坚实的历史年轮，就像那些永恒的戈壁砾石，长久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和思维当中。

        汉唐遗风的席卷、宋辽金夏的争执、蒙古铁骑的肆虐，使得河西地域逐渐变成一块千疮百孔、疲倦不堪的土地。明王朝西进的步伐止于河西，并在嘉峪山一带设关驻守。弃地千里、画地为牢，从此西域的土地再次陷入外族部落"军阀割据"的局面。

        究其原因，是朝廷基于社会与自然两大因素以及中央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文化所作的选择。


                                                                                       在关城外围的长城墩台遗址

        农民造反的朱元璋夺取天下前夕，听从了特立独行的安徽修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忠告，并将此奉为立国之本。朱元璋称王后，又将此作为基本的国策。农民出身的明太祖也许认为，其一生奋斗的梦想业已实现，统治的地域已经到达了饱和点，兵荒马乱过后百废待兴的国土需要休养生息，他决意固守中原"广积粮"，不再向外扩张；他在所有对外的事务中均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以免在恢复国力的过程中节外生枝。更何况溃逃的北元政权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军力，他们对中原虎视眈眈，随时妄图卷土重来。朝廷再无力北扩和西进，在北线与蒙古军队的几次交手也没有占得便宜，谁也奈何不了对方，以致造成一种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在此态势下，朝廷唯一的办法就是"高筑墙"，这后来更成为明代历朝经久不衰的国策。

        朱元璋的"息事宁人"，很有一点我们今天"韬光养晦"的国事方略。内外交困、大敌当前，收拾旧河山，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明智的执政手法。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愚昧地像他那样对外敌委曲求全，对外贸易实施海禁，闭关自守、画地为牢。将一个往日的中央帝国禁锢在"一亩三分田"的单纯的农业社会中，不思进取，导致无所作为。当然，明太祖不过是一个农民，在封建社会中，他所从属的这种阶级的烙印是无法自我清除的，更不可能与现代社会一个先进阶级的执政党相提并论。

        当年征虏大将军冯胜奉命率军出击西北，在驱逐了战败的元军后收复河西大片土地，并最终按照朝廷的治国思路选择在黑山与文殊山之间这一咽喉之地建关筑城，设兵镇守。嘉峪关始建于1732年，弘治八年（1495年）与正德元年（1506年）由肃州兵备道李端澄主持扩建，嘉靖十八年（1539年）再由尚书翟銮最后扩建完成。由此可见，从立国之初的洪武年间到160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明王朝的疆土规划及疆土意识一直没能超越嘉峪关以西原来汉、唐、元诸朝的地理范畴。一座自设的大漠城垣，从此挡住了朝廷西进的步伐，这是那个特定时世下中气不足的朝廷无奈的作茧自缚。


                                                                             在嘉峪关外讨赖河峭壁上的烽火台

        与北元政权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明廷一直固守着传统的农耕区域，并在北面、东北和西北修筑了重重长城防线，此举消耗了明廷大部分的人力和财力，也拖累了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太祖、成祖之后，其历朝子孙皇帝们基本是非昏即庸，再也无力将明王朝带出困境。因此，有后人评说，如果明廷不是长久受制于蒙古人而无法脱身，如果历朝皇帝们不是如此腐败堕落，如果朝中的宦官不是如此飞扬跋扈，明朝不会败在建州女真人手下，也不至于应付不了另一个造反的农民李自成。然而，历史是残酷无情的，进化论不仅适合于人类发展，也同样适合于社会发展。昏庸的朝廷不思进取，不进则退。因此，无论是外长城、内长城、重重围城；也无论是山海关、嘉峪关、道道雄关，都不可能阻挡急欲改变历史进程的外族凌厉的铁骑，也不能挽救明朝的最后覆亡。

 

                                                                                                     三

 

        自然环境恶化与气候变迁，也是导致明朝西进止步于河西的客观原因。

        汉朝驱逐匈奴建河西四郡后，汉、唐、魏晋时期的边疆屯垦一方面改善了西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调和了民族矛盾。明朝立国之后，为了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除了戍守边境的军队要进行屯田以减少内地供给之外，朝廷也多次从中原地区迁徙了大量民众到边陲地带进行屯田。但另一方面，历代过度的开垦和种植，又使得本身缺少水源的河西地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有的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可耕种土地的缩小意味着适合人类居住生存机会的减少，导致大量人口不得不内迁南移。而以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划线修筑的长城也只能随着农耕区域的南移而逐步向后退缩。

        嘉峪关以西的大片土地均属戈壁荒漠，为数不多的可耕地经历了西夏以及元朝早中期的全力开垦，到了元末，这里的资源已经枯竭殆尽。蒙古人退回原先的草原后，中原人重新占据了这块不毛之地，对本身就国力不济的明廷来说，如同一个沉重的包袱，有或者没有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朝廷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西域的实际控制权，但也只是在哈密、安定等地设置了七个卫所，以象征朝廷权力所至而已。因此"明代西疆止酒泉"的惯常说法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我们所见的嘉峪关以西至安西一线800里广阔的荒野上，砾石黄沙、寸草不长、水源缺失、资源枯竭，一派荒蛮景象。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那种孤独无助、茕茕孑立的景象能让你不寒而栗。唯有大漠深处偶见的海市蜃楼，多少能够折射出一丝稍纵即逝的希望和企盼。

        徘徊在关城外的戈壁滩上，我在想，"人定胜天"是否已沦为远古的童话？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应该是和谐共处？还是一种野蛮的博弈？也许两种说法都没有错，而最终错在我们人类本身。我们自以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无论古今，我们对大自然的贪婪索取，其实都远远高于自然界能够给予我们的极限。当我们不理会大自然的诉求而越发张扬人类贪婪的本性时，也许除了得到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之外，我们最终可能还会失去我们原本想要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园。我不知道西北地域那毫无生气的戈壁荒漠、那贫瘠的黄土高原是否就是老天爷给予不讲规矩的人类最公正、最合逻辑的回赠。假若如此，在人类物质需求更高的今天，在全民族为中国重新崛起而奋斗的今天，我们还能简单鲁莽地凭借人定胜天的力量、凭借对自然与物质社会无节制的索取去改变这个世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过去及现在已经付出的历史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夕阳映照下的嘉峪关城楼

        返回关城，抬头望着关城高耸的城墙与楼阁，我若有所思：假如当年的朝廷面对的不是一片戈壁而是一片绿洲，冯大将军是否会止步于黑山峡？嘉峪关城是否会往前移到沙洲、哈密、甚至更远? 成为沙洲关、哈密关？明朝的疆界是否可以向北推进到阿尔泰山、向西推进到吐鲁番、于阗、甚至葱岭？毕竟那些土地也曾是汉唐王朝的势力范围。

        假设往往是苍白无力的。我突然想起我所寄希望的是一个懦弱的朝廷，一个事事"息事宁人"的朝廷，而关城外的那一片土地也早已是砾石黄沙。所幸的是，东闸门外一棵迎风招摇的参天绿树挽回了我的失望，人们称它为"左公柳"。记载说是满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路过时所种。回头望去，进关的路上好像也是一路杨柳轻扬。

        两百多年前的中原汉政权丢荒了西域大片国土，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出头收拾局面的竟是取代了明王朝的外族满洲人政权！历史给一向谨慎持家理财的汉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西域因连年战乱陷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之际，又面临沙俄帝国蚕食的紧急时刻，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这个倔强坚强的潇湘老头率领六万湘军从兰州出发，踏上了收复西域的路途。面对河西贫瘠颓败的景状，他遣人从南方运来无以及数的柳树苗，走一路种一路，杨柳成荫引来后人大发感叹："大将筹边尚未还，湘湖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公的忠勇，不仅为他所服侍的朝廷收复了失地，也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几分春色。曾几何时，春风不渡的广袤西域，重新成为中华帝国的疆土。新疆，意味深长。那是对明王朝的一个嘲笑，对我们中华后人的一种欣慰。

       嘉峪关，这个在地老天荒的多事之秋所建的边陲关城，就是如此复杂地搅动着我的心绪。我为它赞叹，也为它抱怨，还有更多说不完的，是民族与传统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