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明的博客

       一

盛夏。炎热的鄂尔多斯高原。

鄂尔多斯（蒙语为很多的宫帐）坐落于黄河南面一片巨大的高塬之上，它的东、西、北三面被黄河环绕着，南面与陕北高原连接，形成一块巨大的草原和高地。远在上小学时的孩童年代，一出反映抗拒农奴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鄂尔多斯风暴》电影，便使我知道了这个远在我生活圈几千里外的异地它乡。而四十多年后最终促使我踏上这片土地的动因，却是我行走长城计划中的一部分――寻找那条远古时期的“秦直道”遗址。

杭锦旗，漫赖乡，两倾半村。这个连在内蒙古自治区分省地图上也找不着的只有6户人家的小村子，原本是可以远离人们视野的。然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却注定了它必定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和关注。因为，一条2200年前修建于秦代的军事高速公路正是从这个小村子旁边贯穿而过，扶摇北上，飞跃黄河，直达200里外包头西面的战国时期九原郡遗址。岁月流逝，地老天荒，两千年的光阴一眨眼就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尘封的历史早已昭然若揭，当年叱咤风云的始皇帝也盖棺定论，被风雨冲刷摧残和地貌异动扭曲的远古驰道却早已面目全非。直到今天，人们只是在残存的路基和两山峰豁口之间的接驳口处依然清晰可见当年工程遗留的砂石混凝土残迹。

我从包头来到鄂尔多斯的首府东胜市，租了一部车子，在渺无人烟的高原上满地飞跑着去寻找秦直道遗址。开车的师傅从未听说过在他生活的地域上有这么一条“直道”，将信将疑地拉着我辗转百多里地毫无发现。忐忑之中待我提起漫赖乡的两倾半村时他才有点开窍。当我们最终来到了一片绿荫遮盖下的寂静的两倾半村，散落了六户人家的村子，只有一户开着门。看见陌生人的造访，里面的人迎出了门口，这是村民老陈家。我向好客的老乡说明来意，得到了老陈一阵爽朗的笑声：“你并不是第一个满山跑的人，要想找秦直道遗址，还得先找我老陈呀！”说话间老陈把我迎进屋里，他正在给家里老母猪刚生下的12只小猪打预防针，“不碍事，摆弄完这些小东西我就带你去找你要找的地方”。趁着老陈忙他的事情，我新奇地把屋里院外打量了一番。老陈的家境并不富裕，常年生活在这个只生长沙柳、拧条和山大王草的方圆几百里的砂土荒原上，村民们只能种植一些高梁、玉米、葵花等的一般性农作物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他们这种生存现状是从他们的祖祖辈辈那里一直延续下来的，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忙完了手里的活，老陈领着我踏过一片新开垦的高梁地，再走上了村子前面的一个山坡，在两个山头之间的一个豁口高处停了下来。他看我的打扮满以为我是记者，或是文物部门、旅游部门的来人，他关切地询问上头是否有把秦直道遗址开辟成旅游点的计划和想法。我深深理解山里人期待着有朝一日脚下的黄土突然变成旅游胜地，并为他们带来在传统农活之外的财富的急切愿望。因为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里，靠老祖宗或老天爷留下的自然财富一夜之间改变了生活命运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似乎已经体察到老陈溢于言表的企盼之情，我不知如何回答才不至于伤害他那颗质朴的心，我甚至不敢直言告诉他我不过是一头充满搜猎新奇的“野驴”！

他望着对面山头告诉我，祖辈上的先人们常年固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垦、种植，两个山坡原来是连在一块的，因为耕作以及植被遭到破坏，千百年来的雨水冲刷把土地冲出了一道壕沟，形成现在互不相连的两个山包。而当年的秦直道正是在这两个山包上面通过的。他回过身子，指着我们站立的豁口一侧成片裸露的黄土对我说这里就是道路的路基。我果然看见黄土截面清晰的人工夯筑痕迹，那是一层层十分有序的砂子、黄土与卵石的结合物，足有七、八层之多！两米之高！我异常的兴奋。可以想象当年的工程规模是多么浩大和精细，同时也为两千多年前有如此坚实牢靠的建筑工艺感到不可思议。在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现代建筑中无数的“豆腐渣工程”与数千年前秦直道工程形成的强烈反差。

再走过两个山头，莽莽荒野中，人工开凿的山岭豁口依稀可辨，如果将豁口的延伸线连接起来，一条远古驰道的轮廓便跃然其上，谓为壮观，我不禁惊叫起来！而老陈此刻正背靠双手，迎着落日，眯缝着双眼，似乎陷入了沉思……

这个在我所有的朋友圈里都无人知晓的灰色神话、这个使我执迷不悟苦苦寻觅的历史遗迹，在我跌跌撞撞地由南至北纵横几千里之后，现在便如此神奇地展现在我的眼前，确实不枉鄂尔多斯几百里高原大迂回之行。

其实，两倾半村只是1400里秦直道飞速跃过的其中一个小村子而已。

       二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2200多年前的公元前221年。

这一年，强大的秦国经过了10年的征战，终于横扫东方六国，雄霸天下；而为了这一年，秦人足足奋斗了550年。从西周时期在甘肃天水一带西北高原默默无闻的牧马部落，到公元前771年因护驾周王有功得陕西岐山正式立国，十几代秦人卧薪尝胆、英勇作战、所向披靡，用了200年兼并了西北高原所有部落，成为西北王。从此，这个进取的游牧王国把目光转向傲慢的东方。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激活了落后的西北帝国巨大的政治潜力和战争能力，使秦国把向东觑视转而向东挺进。他们深信，由他们这支代表了社会新生力量的政治军事集团一统天下的时机已经来临。

他们顺理成章的实现了既定的目标。

秦始皇在翦灭东方六国之后，以咸阳为国都，以关中作为统治中心迅速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的秦帝国，并对各地实行了有效的整治和管辖。于是，在九州大地上，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年轻气盛的嬴政成了泱泱统一大帝国的最高主宰，中国有史以来的“始皇帝”。

而此时，盘踞在秦国北方草原的匈奴帝国却仍然敢于与秦国作对，他们以获取中原地区生产和生活资料为目的的、毫无规矩的军事侵扰和攻城掠地成了秦始皇的心腹大患。于是秦国便有了“北击匈奴”、“取河南地”、“修筑长城”等一系列的军事举措，凭借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几年功夫，匈奴被赶到了大漠以北，再无力与秦国抗衡。

始于秦代，蜿蜒在神州大地上的秦始皇万里长城早已举世闻名。然而，与之同时崛起，纵贯华夏南北的另一条“巨龙”——秦直道，却迄今鲜为人知。

其实，秦国当年在西北边境修筑长城有两个目的，开始是作为出击匈奴的屯兵和前进阵地；后来是在打败匈奴之后，为了防范匈奴的再次袭扰和保卫国土安宁。但是，秦国不可能一直把重兵全部放在边境线上而不顾咸阳城的安危。因此，在修筑了通往原六国的放射性驰道以后，秦始皇便令大将蒙恬、扶苏率军修筑南北直道，与北方的长城一起形成秦国最重要野最有效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直道线路的选址就以位于今陕西淳化县的云阳林光宫（当年秦国的军事指挥中心）为起点，向北经黄陵、富县、安塞、榆林进入内蒙古，经伊金霍洛、东胜，跃过黄河，直抵今内蒙包头市西的九原县。这是一条南北向的笔直的车马大道。

直道工程始于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到37年９月完工。历时二年，全长1400里。由于这一线路几乎全是山区，所经之处地形复杂，土质多变，人迹罕至，工程质量要求甚高。整条大道基本宽度３０米，最宽处达６０米，路高1－2米，全部由砂岩粘土夯筑而成。为使道路平坦、宽阔、笔直，蒙恬指挥他的将士们遇山劈山，逢石凿石，临沟填谷，其工程规模、耗费的人力财力以及工程难度并不亚于北面的长城。直道途经陕、甘两省，穿越十四个县，从而把京卫和边防有效的连接起来。一旦边境战事告急，秦国的主力军队在三天之内就可以从京都咸阳飞速直达阴山附近。这是当时联通中原和北方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军事高速公路。如果说长城是秦王朝的护卫线，那么，秦直道则是秦王朝的生命线，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直道的建成，功劳当不能完全记在秦始皇与蒙恬的身上，它是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个建筑奇迹；而直道的如期完工，则了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的一桩心愿。酷爱出巡的始皇帝本来是可以踌躇满志地领着满朝文武沿着直道向北巡游和炫耀一番的，不知什么原因，在秦国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曾五次东巡，却至死也没有亲自踏足这条让秦国引以为豪的军事高速公路。而在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的东巡中，秦始皇暴病死于途中。随行的左丞相李斯及赵高等人担心秦始皇死于京城之外而引至诸公子及天下发生变乱，竟秘不发丧，连同秦始皇留给公子扶苏的谕旨也私自扣下。浩荡的车队继续巡游，连百官奏事，宦者进食都一如既往。叱咤风云、号令天下的始皇帝发臭的尸身竟与一筐死鱼混在一起被封闭在车里，沿着秦直道若无其事地由北而南返回咸阳。朝中李斯、赵高与公子胡亥等人得以争取时间，合谋毁掉秦始皇赐扶苏的诏书，重新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任皇位，并将扶苏和蒙恬等忠臣将士赐死。这桩秦王朝宫廷内部最大、最惨烈的历史冤案，给英明一世的秦始皇开了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也为秦王朝的迅速覆灭种下了恶果。

       三

秦始皇死了，秦王朝几年之后灰飞烟灭，秦直道也历尽了人世沧桑。

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秦直道所在地域苍生悲凉。西汉元封元年10月，汉武帝曾亲率18万骑兵浩浩荡荡沿直道北上，出击卷土重来的匈奴；唐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率十万唐军北征，沿直道北上抗击突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秦直道对维护中原王朝的安全，曾经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更多的动乱年月里，阻挡北方骑兵的长城却一次次地被游牧骑兵越过，直道也成了南下的游牧骑兵的进攻通道。直道途经的鄂尔多斯高原以及河套地区千百年来都是民族对峙、战争搏杀的场所，长城沿线、直道南北，留下了多少民族战争的人文悲剧和历史创伤！

当初，刚愎自用的始皇帝以为依靠长城和直道以抵御外敌，依靠强权及苛政治理内患，固若金汤的秦王朝便能永保江山。殊不知，浩大的长城与直道工程，还有咸阳城内的宫廷建筑体系，咸阳城外的秦陵骊山工程，动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和民工，完全耗尽了秦国的国力和财力。除此之外，朝廷又大举征发军役，“北敌匈奴，南戍五岭，丁男披甲出征，丁女转输军粮”。以致“远戍者战死于边地，转输者僵仆于道路”。秦国由盛而衰从此而起。秦国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基础都到了一触即发的崩溃边缘。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到了穷兵黩武的地步，那么它离最后的衰落和灭亡必将为期不远。其原由，盖因当政者强权暴政、扩充冒进、贪婪攫取、草菅人命所致，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秦王朝在先前扫除六国的战争中，已经严重透支了秦国的战争资源，以500万左右的人口，支撑着100多万人马的军队，形成了全民耕战、全民皆兵的局面。统一六国之后，本来应该让国家重整国力，对外安抚四夷，对内使人民休养生息。而朝廷变本加厉地持续施行残暴的苛政，将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建立和使用推崇到了极至。并惘顾国计民生，大肆兴建与当时国力无法相称的三宫六店，使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群起而反之，秦国岂有不亡之理？ 即使没有李斯、赵高、胡亥们的诡秘篡权，气数已尽的秦王朝也无力支撑太久。当大泽乡响起“天下苦秦久矣”以及“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呐喊时，即意味着秦王朝的统治根基开始迸发裂痕；而刘邦项羽的反秦武装前赴后继地扑向咸阳时，便最终宣告了王朝的彻底覆亡。

一个由秦人自身创立的王朝，短短15年的时间，最后毁在了自己的手中，这是秦人的历史悲剧！秦长城与秦直道，也只能跟随秦王朝成为了历史的遗迹。然而，秦国所创立的史无前例而且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则被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政权所沿用。即使在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中也彰显出历史的痕迹。秦国的政治体制、管理国家的理念、制度和法令、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的一系列举措，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废弃的长城作为一种物化了的护国安邦军事遗产，更是影响了历代王朝对国家战略防御的基本思路。长城得以一代一代的修筑下去，直至它的战争功能彻底退化。在完成这篇文字之前我一直在想，就筑城与修路这个独立事件的本身，是多么能够反映一个民族传统思想不离不弃的韧性啊。